一个奇怪的现象：计划生育写入宪法后，为什么今天还在被误读？

计划生育 1978 年首次写入宪法；1982 年，党的十二大将它确立为基本国策，同年 12 月新修订的宪法再次写入计划生育相关条款。 白纸黑字，程序清清楚楚。 可为啥到了今天，网上还总有人说它是“一拍脑袋”定下来的？ 它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走进宪法的？ 1953年，新中国开展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，首次采用全面、科学的调查方法，主要目的是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摸清人口底数。 有着上千年人口统计史的中国，由此第一次进行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人口普查。 普查显示，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，加上近代以来一百多年战乱的结束，国民生育意愿很高。 20世纪50年代，新中国出现了第一次战后婴儿潮，人口自然增长率创下2.3%的新高，每年新增人口在1200万到1300万以上。 人口增长大大超出预期，和当时有限的资源、落后的综合国力形成鲜明对比，引起了中央和学术界的重视。 1953 年普查结束后，毛泽东逐步提倡节制生育、有计划地生育，主张人口生产要有计划，要纳入国家计划，提倡节育。 这里必须提到一个人：中国当代经济学家、教育学家、人口学家马寅初。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，他率先倡导计划生育。 1950年至1953年，马寅初做了三年调查研究，发现当时中国人口年增长率在2.3%以上，有些地方甚至达到3%。 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人口增长率超过了2.3%。 按照他当时的测算趋势推演，到 2000 年中国将可能达到 26 亿人。 人多地少，恐怕连吃饭都成问题。 1957年2月，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（扩大）会议上，马寅初再次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主张。 他认为，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，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，不能控制人口，不能实行计划生育，就不能称其为计划经济。 这番发言当即得到毛泽东的赞赏。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了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》的讲话。 谈到中国人口多的问题时，他指出，我们国家有六亿人口，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没有的，要提倡节育，少生一点就好了，要有计划地生育。 他认为，人类最不会管理自己：工厂生产布匹、桌椅板凳、钢铁都有计划，生产人类自己却没有计划。 他提出，政府也许要专门设一个部门，比如计划生育部，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，作为政府机关。 1957年7月5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马寅初的《新人口论》。 《新人口论》发表后，立刻招来大量批判。 北京大学掀起批判马寅初的高潮，组织了批马座谈会，大字报一直贴到他的住所，马寅初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。 尽管当时对计划生育有一些批判声音，但到了1962年，国家经过慎重考虑，还是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。 由于此前人口基数太大，局面很难在短时间内扭转。 1962年也成了新中国第二次婴儿潮的起点，这次婴儿潮持续十多年，贯穿了整个“60后”一代。 进入20世纪70年代，1971年国家作出在全国城乡全面推行计划生育的重大决策，批准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，强调要有计划地生育。 当年制定的“四五”计划提出了“一个不少，两个正好，三个多了”。 1973年，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正式提出“晚、稀、少”政策，人口发展首次被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，并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。 整个70年代，计划生育在全国推行，人口出生率从1970年的3.3%降到1978年的1.8%。 但由于基数大，人口增长依然很快，1978年全国人口达到9.6亿。 当时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11位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排在世界倒数第七，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仍然突出。 到了80年代，计划生育国策中最关键的一项政策出台了，它决定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，这就是独生子女政策。 1980年，国家连续召开了五次人口问题座谈会。 人口经济学专家、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、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学术委员会委员田雪原也参加了会议，他是计划生育政策最初的提出者之一。 据田雪原回忆，第五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决定性会议共有63人参加，其中包括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。 经过反复激烈的商讨和争论，会议最终确定了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。 一些老专家针对独生子女政策可能带来的弊端，提出了五个问题：一是会不会导致人口老龄化；二是会不会影响人口智力；三是会不会造成劳动力短缺；四是“4-2-1”家庭结构会不会带来养老压力；五是中国人传统的男孩偏好会不会造成出生性别比失衡。 政策主要控制一代人的生育，一代人大约25年，最多不超过30年。 它既不是三年五载的权宜之计，也不是永久之计，更不能搞三四十年。 1980年9月25日，国家发布《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的公开信》，号召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。 公开信同时指出，30年以后，眼下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，届时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。 1982年，国家提出照顾农村独女户生育二胎，以照顾缺少男性劳动力的农村家庭。 同年